“民主怎么了？”15年前的追问，为何再次引发世界关注？

“民主怎么了。”近年来，这一问题在西方舆论场反复出现，也成为不少西方民众对自身政治制度的追问。中国如何防范这种错误。“雅典民主论坛”创办于2013年，依托雅典作为西方民主发源地的历史象征，每年邀请各国政要、学者、企业家、媒体与智库人士参会，围绕民主理论、地缘政治、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等议题开展研讨，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一个主要精神地标和话语平台。从西方自由民主的视角来看，中国当代的所谓“一党执政”可能缺乏他们眼中的合法性，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熟悉的、具有深厚历史共鸣的常态，因为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来的多数时间内，中国大都由“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治理，其官僚体系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等方式产生。这里我也与您分享下：。如果是，历史究竟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您的判断是正确的。从党争不断、政治内耗加剧，到选举日益受到资本和金钱因素影响；从民生议题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到普通民众的诉求与政治决策之间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距离，西方民主实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灵”病灶，就连不少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现有民主模式的弊端。这场辩论今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再次成为热议话题。雅典之声： 中国体制极其强调能力、贤能政治和长远规划。“民主之问”也由此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这绝非易事，但我们对卓越的追求不会停止。这一制度安排由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率先推动，在过去近五十年里成功确保了这一超大型国家的权力有序接替。雅典之声： 2011年，您与弗朗西斯·福山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当时，自由民主似乎仍被许多人视为政治发展的必然归宿。今天回过头来看，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今天的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吗。第二，关于民粹主义。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大多数学者都沉浸在“历史终结论”的惯性判断中，并未真正重视这番来自中国学者的清醒判断，没有意识到西方民主的深层危机已经在悄然发酵。然而，在中国儒家贤能政治传统中，国家必须始终追求“上上策”，即“最佳的选择”，也就是选拔最高素质的领导人。他表示全球化将导致文化趋同时，我认为恰恰相反，全球化会让不同民族更加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文明型国家更是拥有许多美国政治所缺乏的政治智慧。但在一个公民无法通过投票实现政党轮替的体制中，当政治权力失败时，最终的问责机制是什么。第三，关于领导人的选拔。我们能够期待英美下一次选举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中国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出席雅典民主论坛，并在演讲中展示他2006年11月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中国模式的魅力》一文。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民主模式——英国首相如此频繁更替，还是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吗。张维为： 你的问题让我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反复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第一，关于“阿拉伯之春”。十五年过去了，您是否认为自己赢得了那场辩论。张维为： 从中国的视角看，选举只是“程序民主”的一种，而非“实质民主”。张维为： 的确，十五年前，也就是2011年6月，我在上海与弗朗西斯·福山就中国模式等进行了一场辩论。因此，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身国情，在“道”的指引下探索适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程序民主——对中国而言，这个“道”就是良政善治。但每一种政治体制最终都会产生糟糕的领导人和糟糕的决策。中国当时的治理模式令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羡慕不已。相比之下，中国今天的选贤任能体制本质上是一种“选拔+选举”的机制，前者源自中国自身传统，后者更多来自西方。第五，关于“历史终结论”本身。张维为教授参加在雅典科学院举行的雅典民主论坛开幕辩论。我借用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的“下下策”概念来重新表述丘吉尔的意思，也就是所谓“最不坏的选择”，其重点在于确立使坏领导人退出的机制。福山提出中国也可能发生当时正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我说“不可能”，并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但为什么数千年的文明能够赋予今天的中国政府以政治合法性呢。在这一哲学框架中，“道”决定“术”。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或许成立，但中国的视角提供了不同的看法。论坛期间，张维为教授接受“雅典之声”资深记者卢卡斯·维利达基斯的专访。一些评论者把这场辩论总结为“五个政治预测”。此外，在这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一个比同时期欧洲治理得更好、更和平、更繁荣的国家。如今，西方的选举政治日益被金钱与权力绑架，被社交媒体信息茧房、民粹主义思潮和人工智能所操纵。中国错过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事实上，早在15年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与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辩论中，就已经给出了问题的答案。我的结论是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文明型国家”是跨越数千年“百国之和”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对抗性的政治模式，将立刻四分五裂。也许可以做一个不那么准确、但颇能说明问题的类比：这就好像罗马帝国没有解体，演进到了21世纪，成为一个拥有广袤领土、高度现代的经济、人口规模约等于三个欧盟的统一国家，热爱和平同时具有强大的止战能力，人民讲着数千种方言，却使用一种跨越数千年的统一文字。从这一视角出发，“民主VS专制”范式显然已经过时，应该将其替换为“良政VS劣政”。如今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甚至在越来越多领域内超越西方。如果没有这样的范式转变，“选完就后悔”现象恐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常态。它自称代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力求服务“天下”。张维为： 中国确实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有机结合体。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智慧是区分“道”（总体目标）与“术”（具体程序）。还是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寡头政治国家。而随着近年来西方社会一系列矛盾逐渐暴露，一些曾经被繁荣表象所掩盖的问题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论坛开幕前夕和论坛期间，张维为教授先后两次接受了希腊媒体《雅典之声》（Athens Voice）资深记者卢卡斯·维利达基斯（Lucas Velidakis）的专访，就他当年与福山的辩论、文明型国家、西方民主的困境、台湾问题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悲剧性地证明了这一点：照搬美国模式导致军阀割据和数百万生命的丧失，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和制度创新已经形成了一个将“上上策”与“下下策”结合起来的体系：一方面，选拔久经考验的一流领导人；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化的民主集中制及定期退休等制度安排，使应该退出领导层的人能够退出。尽管中国制度并非十全十美，但它带来了中国的崛起和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证明它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在为人民提供切实利益方面超越了西方模式。我提醒他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如果不能进行实质性改革，可能会选出比乔治·W·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第四，关于文化趋同。福山提出中国的所谓“坏皇帝问题”时，我解释了中国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了这一问题。本文为两次专访内容节选，供读者参考。自1978年以来中国权力平稳有序的交接就是这一制度有效运作的证明。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政体的合法性深深植根于其历史连续性之中。福山认为像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能够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我说，低劣的民粹主义终将摧毁西方民主制度。正是在西方也人心思变的背景下，于9月29日至10月1日举办的第14届“雅典民主论坛”邀请张维为教授出席演讲和辩论，反映了代表西方民主主流观点的论坛也期待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雅典之声： 您对西方民主的核心批评之一是，仅靠选举并不能保证善治。雅典之声： 您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不仅仅是另一个民族国家。